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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毛泽东曾有过一周不吃米饭的记录

1960年到1962年，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“三年困难”的时期，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势，史书曾有如下记载：“1960年粮食产量……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。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，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。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。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……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，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。”

为了共同度过难关，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。“低标准，瓜菜代”，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，国家干部带头，首先是领袖们带头。

中南海里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，先由个人报数，再由群众公议评定。身高体阔的毛泽东，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。刘少奇报得最低，只有18斤。周恩来报了24斤。朱德和毛泽东一样，也是26斤。

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，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，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，定在28斤。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，已经算过，不要变动了。就这样，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。

在领袖们的带动下，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，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。定量是压缩了，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，不可避免地膨胀了。

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，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，起码让肠胃里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，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，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，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。

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，像挖野菜、捋“榆钱儿”。中南海里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，种植了不少榆树，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，俗称“榆钱儿”。榆钱儿在嫩的时候，可以食用。采摘来后，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，同是二两面的馒头，却能在胃里多占一点的空间。

▲朱德（左二）是中南海唯一自己种地的高级领导人

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，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，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“扫帚菜”的植物。这种野菜枝杈多而密，把叶子撸净后，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，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，路边或犄角旮旯，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。扫帚菜叶拌上玉米面或白面，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。

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除了寄宿在学校，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，还在学校吃饭外，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，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，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。像朱德、董必武、李富春、谭震林、陈毅、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，都是如此。

特别是朱德，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，还提出要求：“不准老买好菜，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伙食标准，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。”

据说，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，有一定的营养补助，虽说是有限的一点，但孩子尚未对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，自然不该享受这种待遇。从克己奉公原则、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，就应该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。当然，有时候星期天例外，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，星期天都自家开伙。

在困难时期，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、7个月不吃肉、不喝茶的记录。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。周恩来过意不去，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。但是毛泽东的一句“你吃了吗”的反问，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。

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，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。肉、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，但是他不拒绝野食。像偶尔弄两只麻雀，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，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。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炒股实盘配资，或者用筐捞些小虾。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，也不能一次量太大。否则，主席同样不吃。